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开篇即写道：“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位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这种‘出族、法外、失去坛火（无家无邦）的人’荷马曾视为自然的弃物。”人类需要社会生活，但是，社会性，不是唯独人类有，社会性的动物不少。但是，和其他社会性动物相比，人类有理性，能有意识地进行集体合作。

（霍布斯和“恐惧”是双胞胎）

人在自然状态是无法合作的。没有合作，生活就很艰难。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孤独、污浊、卑贱、野蛮和短命”（霍布斯语），人与人之间，如同狼与狼之间，是生存竞争。人类厌烦了此种状态，对于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使得人类想办法组织起来，相互妥协，订立规矩，并有了执行规矩的强制力量——政府。

不可否认，国家是人类合作的制度安排。但是，我们要对国家做类型学上的考察。从理论上讲，国家通过两种手段组织社会：一是法律。通过法律建立起一种基于“契约”的合作方式。个体服从法律从而接受国家的成本是个人的自由权利受到限制，收益则是法律保护除此之外的“法治下的自由”，也即获得秩序和安全。二是权力。通过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层层控制，形成金字塔一样的等级结构，人人都处在一张权力控制的网络。这种所谓的集体行动和合作是不平等的，远谈不上“互惠”。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在金字塔中所处的位置，权利义务的分布完全依照等级序列展开。在塔尖的，只有权利，不负任何义务；在塔底的，只有义务和“饿不死”的所谓“生存权利”，在更多的时候，如同蚂蚁和工蜂一样活着，便是“蝼蚁”！

在通过权力组织起来的社会，你在权力序列中的位置，决定了你的权利义务指向。而社会的伦理，也就是人际关系，不外是将金字塔复制于社会关系中。金字塔某一层的个人，只和其上层发生关系，权利与义务也止于这个层面。我们所说的“人伦”，也就止于血缘、亲缘、业缘，最远是地缘。除此之外，我们不负责任。也就是说，对陌生人我们无权利义务要求。因为，在权力主导的社会中，上下级之间是零和博弈，权利与义务严重不对等；在人与人之间，是费孝通说的“差序格局”，所谓的仁慈、爱心、伦理，通常和陌生人没有太大关系。

于是，在权力格局中，只有你赢我输、你死我活，何来“共赢互惠”？当社会的流动摧毁了伦理社会后，我们和陌生人之间就成了“狼与狼”的关系。我们的伦理无法指导我们和陌生人打交道，我们和陌生人处于“自然状态”。什么是“自然状态”？就是自保和活命是第一位的。因此，虽然我们处于现代国家之中，但由于法律的不足，当我们身边都是“陌生人”时，我们很容易仍然和处于自然状态一样，人人为了活命和自保，怀疑妒忌，以邻为壑。人人像刺猬，何谈“互惠”？

人类应该向南极的帝企鹅学习。帝企鹅也是社会动物，抱团取暖。可是，在冷下20摄氏度以下的严寒中，处在企鹅群外围的企鹅估计没多久就要冻僵了。但是不用担心，企鹅群一直在转动，使得外围的企鹅能够很快转入内圈，而内圈的企鹅又会转到外围，真正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如此，才有“互惠合作”。设想一下，如果有些企鹅永远在内圈，有些企鹅永远为别人抵御严寒，这样的“合作”如何会有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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