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总督鄂尔泰在给朝廷的《改土归流》中提出“苗患大于土司”，西南各大土司基本被废除。对于无土司管束又无流官统治的苗疆六厅，虽是剿抚并用，但实际上剿而不抚，最终爆发了包利、红银领导的大起义。

“苗乱”爆发的根本原因

《援黔纪事》即为作者李椅率军赶赴苗疆镇压“叛苗”的实录。关于起义爆发的原因李椅在开篇中称：“八妹、高表、交乌、交歪等寨捏造妖言。传说汉人运气不好，苗子今年、明年运气都好，雷公叫杀汉人，天上会落银子，不用种田便可得米等语。传散木刻，到处播扬，悍恶凶徒翕然听信，即妇人女子亦群起若狂。”

但是仅仅是因为“妖言”是无法达到“群起若狂”的地步，根本的原因是雍正七年开辟苗疆期间使苗人早就不堪其扰，而新设立的流官机构和军事设施需要苗疆提供大量的钱粮和劳役，造成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文化观念的冲突。如书中提到：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巫尼苗获献伪苗王火利........十月在汪江会着会着包利、往利、汪龙起意造反。今年二月间，同包利、网利、汪龙在番潭商量三日。因过往兵差通事要银子，要鸡鸭酒吃，又要供柴供草，故此砍款，不当差役。由上可见，包利等人只是利用宗教手段，把苗人对现状的不满激发出来而已。而苗疆外围的熟苗区和汉民也在土官治理下使起义推波助澜。如书中《俱禀上宪曰》：卑职查访得邛水司土官杨政炯年幼，事皆绝护理杨再伟，平日擅做威福，民已难堪。即本年四月内代理镇远府蔡闻逆苗悖叛，发银千两，令该司杨、袁二土官款谕所属各苗寨，堵御逆苗保固地方。上里杨土官于四月初九日，在颇洞砍款，用过牛只仍向众苗寨索派价银交官，又派凑银为赴镇远请领火药之费，以致众心不协，遂全附悖叛，烧杀肆毒。

苗疆的人口和军事组织

关于苗疆的人口，由于当时尚未编户齐民，具体数量不得而知。据其称：黔省古州一带苗蛮向居化外，回环三千余里，盘踞十万众，兵械繁多，居逼汉民，界连郡县，时出扰掠，为地方隐忧。十万众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以清江厅（剑河县为例），当时清江厅共辖一百四十有三寨，大寨数百户，小寨只有几户，如：柳利、公俄二大寨俱有百十余户，反前四十余户，懂坳八户，久敢九户，也拢十七户，高标一寨三百户，巫莎一百二十户、白汉一百二十五户、久甲八十户。平均每寨在30户左右。由此推算清江厅的苗族约为2万余人，除了都江（今三都县）之外现在各县的苗族人口差别并不是很大，有十万之众之说不无道理。如果在加上外围的熟苗区，则整个苗疆人口约为十六万之众。

在军事组织上，由于苗族的社会长期处于村寨联盟阶段，没有形成专门的政权机构和职业军队。在开辟苗疆早期各个苗寨各自为战，很容易被各个分化和击破。经过前车之鉴包利等人则通过宗教手段和个人威望组织各寨联合起来，形成统一领导和统一组织。并由各个苗王统领一个片区的“巴尚”参战。如擒获的苗王火利的供词中称：包利带的兵是白索汉、鸡摆尾、元江、稿午、南脚、沿江一带苗子。往利带的是汪江、南宫、反排、乌罗一带苗子。汪龙带的是革东、六甫、稿旁、巫尼一带的苗子。我是火利，带的是乌亮、东都一带的苗子。由于这种组织人员多为自愿或者半胁迫状态，为了激起大家的积极性，除了做法使雷公送银子的宗教手段之外还许诺攻城略地的财物归参加者所有，自然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俱禀黔楚都督提宪曰》提到：查得各寨粮苗从生苗反叛，瓦寨至镇远，烧杀奔散一空。唯吉洞、清洞、美敏三民寨投逆未烧。火利的供词中也证实:烧杀清溪、江右、受斗、镇远横塘，我们都到。抢的妇女、牛马、衣服各样东西，各寨分得都有。

苗疆军事装备

苗人善于铸造兵器，特别是火器铸造和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几乎成年男性人手一件。热兵器最常见的是鸟枪（又称过山鸟），还有缴获官兵的子母炮这样的大型火器，如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传选李上恩拉清江兵丁唐国泰赌嘴云：“你们贵州的兵害怕苗子，今日你若有本事就同我去杀苗。二人挽手首先跑过山垭。遇苗子拥了上来，即喊：叫都从两边抄来就不好了。遂回头往回跑，苗子赶上去杀死唐国泰三队官兵，俱各退回一箭多路。苗子俱杀死带伤兵丁，前队官兵炮位器械俱为苗子抢去。冷兵器种类更多，如弓弩、环刀、尖刀、杆子（长矛）、梭镖，头上戴的盔、身上穿的甲等。如书中记载：雍正十三年十月三十日，通事罗星、萧登科带台革寨苗金包养、计商义缴枪三十七名、杆子七十二根、刀七十二把、弩十四张、甲七身，令赴总统营投收。当时的台革寨只有50户人家，居然能够缴纳如此众多的兵器，其余各寨想必不会太少。乾隆元年春清查苗疆之时收获炮位鸟枪共余门，长矛刀弩盔甲等项共余件。其兵器数量在民族地区如此众多实属罕见。

苗人的热兵器子弹分为两类，一种为发射单个铅弹的鸟枪，也有发射铁砂的散弹枪。如《九月初十日接两广制宪札开》称：官兵遇有铁砂上者，即用线鸡油在伤口灌入，一二时久，倒过伤口，即引砂子流出。被铅子伤者，即用水银从患处灌入，即引砂子流出。水银乃剧毒之物，碰上伤口很容易随着血液流遍全身，居然用水银取出铁砂，其治疗方法靠谱与否不得而知，

苗军的战略意图

包利、汪龙等人的战略规划还是有一定的可圈可点之处。具体如下，在苗区的外围设立四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为苗汉交接区的三穗县鹿洞河，此阶段以积极进攻争取有效防御为主。第二道防线为生苗与熟苗交界处，把官兵阻挡在清水江北岸的苗区陷入游击战中，逼迫中央王朝的力量退出生苗地。第三道防线为清水江，必要时刻召集南岸各寨依托清水江天险做长期防御。第四道防线为一旦清水江失守后率众逃入雷公山原始森林区作游击战。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事情的结果差强人意，与预期战略目标相差太大。

防线一：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双方在鹿洞河流域的争夺主要表现为苗人进攻，官兵防守为主。这个战役从当年（雍正十三年）二月到七月之间，持续近五个月。双方主要的战斗也发生在这一段时期。如：二月二十五日晚，威宁镇罗都司出师杨稿寨，被苗劫营，伤兵甚多。四月十一日，鬼计、台纲、巴冶、牙么、南高、平夏等寨逆苗烧杀，邛水、鸡寨百姓逃奔思州。十四日，贼攻木梁寨，乡勇击之，贼奔溃。十九日，杨通亨等又合大小两河、上下赤溪、等化、二洞乡勇一千余人攻颇洞、杀死逆苗十四名。初十日，逆苗攻晓隘寨、六洞、阳寨等寨。击贼，追至岑板坡、木梁寨，伏草乡勇四起，杀逆贼十九名。贼崩散。五月初九日，逆苗绕瓦寨立营，分众数千攻湖广横塘口，镇筸、辰州、沅州三处官兵击之，杀贼五十余名，贼败回赤溪，贼伏兵突出，截官兵为数段，围于烂田中。五月初十日，逆苗执湖广大旗，着官兵号衣下山攻亢寨，城中发炮击之，打死逆苗三名，逆苗退去。五月初十日，晴。丑刻，逆苗数万围攻瓦寨，上旗息鼓。比黎明大雾，贼四面急攻，燃大炮击之，打死逆苗二十余人，带伤者无数，贼退去，分众攻小隘。

此类战斗多集中在鹿洞河流域，即今天八弓镇、长吉乡、瓦寨镇，南明镇一带。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河谷坝子，自古以来就是三穗的主要经济、文化中心。以熟苗和汉族居多，而生苗则位于河流分水岭以南，山高水冷，森林茂密，选择以进攻山下坝子作为积极防御，既能扼守官兵进入苗疆的要道，也很容易获得补给，进可攻退可守。但是围攻营汛的不一定就是苗人，而是有大量本地汉人加入其中，特别是苗汉交界线的吉洞、清洞、美敏三寨民人最为典型。据作者称，三寨俱已投苗附逆，内奔清溪、玉屏、镇远等处尚有十数余户。内不时有人潜往探望，苗子亦常有人来三寨打听，诚恐内外沟通，传递消息。肘腋之患或在于此。如：六月初十日，攻犯瓦寨。查其声音、衣着、生苗尚少、粮苗汉奸居多，可知从前抢掠瓦寨无非此辈。

防线二：化整为零，诱敌深入

七月份以后随着朝廷不断向苗疆增兵增兵，苗军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只得把战线收缩至清水江北岸的生苗区。这一带为苗族聚居区，山高林密。作战方式以坚守堡垒和游击战为主，企图拖垮官兵的进攻意志。具体方针如下：

一：挖段道路，增加敌军进攻难度

苗族聚居区多为山地，联系各寨的交通要道均为山间小路，有的地方仅容一人同行。一旦遇上阴雨天气则泥泞不堪，而将险要之处道路挖断。虽然不能完全阻挡人数众多的官兵，无疑延迟了后勤补给和行军速度。如：十一月初八日，至于六甫山梁，逆苗据险筑城，挖断道路，时有数百日夜把守。又如：十月三十日，令外委王奉带兵二十五名往暗拱伐树。通事闵于德带苗勇一百名修路。

二：疏散群众，设卡筑堡

生苗区森林茂密，地广人稀，地形崎岖。而苗寨多为纯木质结构，不利于防守。包利等人充分结合了苗区的地利优势，将前沿防线财物和男女老少搬入深山之中。再于险要之处设卡防守。如：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六日，俱禀扬威将军曰：卑职等俱开清江，各寨逆苗一闻大兵至，日尽携家带口藏匿山箐，所留不过数寨数名。有柳受寨集聚多苗，挖壕砌垛，伺恶拒敌，其余空寨甚多........职等窃以寨既搬空，苗皆窜匿，纵将巢穴焚烧，实系无益。

昨宪台扎营对面之六角坡顶，今有六甫、巫尼等寨之苗胆于本月十三夜旋筑苗营三座，其心实不可闻。敞协台及马协台统领兵丁千余名杀至山顶，当将三营捣毁，随阵斩首苗人二十名，于次日枭首。

三：利用地利优势，设伏扰敌

避敌锋芒，诱敌深入也是包利等人战略决策的亮点。如书中在信札《副将军密谕曰》称：闻该副将等已进兵梁上，逆苗并不拒敌，即行退去，明系哄诱该副将等孤军深入，而于后尾截断粮运，为围困之计。此系逆苗惯技，即近日如曲靖武守备，全军覆没于老鸦寨；广罗州副将等现困于鸡讲，皆用此计，不可不防也。

而苗军设伏主要分为两种方式，道路两旁设伏和村寨两旁设伏两种。特别是从三穗寨头至剑河清水江渡口的二十公里的山谷之中，苗寨林立，不论是包利等人的起义还是一百年后的张秀眉起义还是民国时期的黔东暴动，这条道路都是双方争夺的对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如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四日，遵檄率本部守备薛懋功、千总、把总等共兵八百五十七名，围剿岑松、屯州、平章三寨。经过一番战斗，攻陷平章寨土城，苗人扔下空寨一座四散窜入深箐。官兵在平章寨建造炮台用于监视和防守，但是群苗退而不散，不断的骚扰沿途的军队和粮草运输。书中称：每日有逆苗百十于此地山梁执旗跳喊。查平章、屯州两地乃系贵协与王、余二将等驻扎，于此地埋伏截杀，此计不能施之于苗，反被苗所施。李椅在信札中也称：并饬令苗勇将贵营前栎树山及河沟树木尽行砍伐烧毁，以免遮掩。凡有差遣往来，须多人伴，方可行走。道路箐沟或着人砍开，或放火烧焚。

在《接总统书曰》也提到：十七日申刻，接得来翰，余游击营长夫邓子龙被苗枪身死，并据余游击禀报前情。惟是扎营于苗穴之区，凡是出没樵汲必要加意维防，每日派拨弁兵游巡了哨，以防逆苗窥视。即夫役、火头俱要安置营中，毋许乱行出入。

除了在道路两旁设伏之外，引诱官兵进攻苗寨，在苗寨周围设伏也比较常见。如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戌刻，《抄将军札曰》：昨准到魏副将所攻剿寨章上下二寨情形，弟细阅情节，止烧空寨两个，不但未杀一贼反被贼伏击。

总的来说，包利等人的第二防线还是非常成功，基本上做到了打击敌人又保护自己有生力量的目的。书中提到：..........目前先要多杀逆苗，不在多破空寨，唯有会合一处，议定攻打何寨，搜查何箐，然后就其形势酌量分布，仍即会合，实属要当。

这时候正是面临雍正皇帝驾崩，新旧皇帝政权交接之际。朝廷关于是否放弃苗疆进行了激烈争论，但是在张广泗等人力争之下，继续向苗疆增兵，面对越来越多的围剿大军，包利等人也耗尽最后的元气。最终只能逃往清水江南岸躲避，但是再也无法组织起第三道放线了。

战争失败的原因

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至乾隆元年三月这五个月间，已经不能算得上是战争，而是一边倒的屠杀，一直到八路官兵搜剿雷公山为止，已经没有遇到实质意义上的抵抗。那么，战争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在政治上，生苗区始终以氏族公社的形式存在。缺乏统一的信念和领导力，各寨参与造反只是为了“雷公送银子”和烧杀瓜分战利品。一旦遇到挫折革命信心极易动摇。而且各寨只是以松散的“榔规”作为行为约束。在生死攸关之下背叛“榔规”投敌成本太小。如书中邓国正禀称：初二日有鸡摆尾苗子因巫亮投了官兵，声言要攻巫亮寨子，巫亮苗子即过江回寨来。由此可见，面对巫亮寨的投敌，鸡摆尾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惩罚措施。不但如此，为了能够被官兵接受招安，更是相互检举，自相残杀邀功。甚至苗王包利一家老小均被鸡卡寨“苗子”杀死或者擒获，一代苗王汪龙驰骋疆场，最后也是死于自己同胞之手。如此行为，书中记载比比皆是。其称：总兵焦应林署副将内外设防，分布严密，复传谕众苗罪轻之犯如拿获罪重之犯自赎。苗类互相拿获，彼此举发，虽比邻族党，父子兄弟间不敢容隐护庇一人。

而且从作战方式上来说，依然含有大量的迷信成份。令战斗力大打折扣，美敏生员吴进贤供称：听见生苗说他们苗王包利、火利、往利、刚利住居番谭山崖上。出兵用寅、卯、申、酉日期约会，用木刻传通。穿白衣打旗的是将，众苗各带实竹一二三节以为定军之法，拿白帕舞跳为降神。各寨粮苗凑银子去见苗王，回来说并未看见，如今也都心散了。

从经济上和生产方式上，黔东南苗族以种植单季禾稻为生，物力产出极为有限。风调雨顺年份也仅仅是维持基本温饱而已，根本经不住长期的消耗战。特别是劳动力投入到战争中失去生产时间，不出半年就会造成严重的饥荒。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十日，复书曰：苗贼乏食，故来抢割稻谷，我兵正宜固守，以图次第相机会剿，方能有济。九月二十四日.......不意尾后有乡勇数十在尾后摘谷，暗拱、六甫逆苗竟从左箐树林扑出追赶。而且在战争期间，供给有限的粮食被官兵焚烧，衣食没有着落的比比皆是，如毛绞良供：我年三十岁，是九丢下寨人，后搬到了九间（今高定村）住了三个月，从前我只拿口刀去郎洞堵过一回兵，今年九间寨子被官兵打了，我们的米谷都被官兵烧了没得吃的。有的寨子的米谷是被官兵恶意焚烧，断绝苗人口食，进而达到削弱战斗力的，如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查鸡右（基佑）寨前次虽被大加惩创，时值阴雨，房屋粮仓尚未净尽。卑职等恐其聚恶藏凶，将所获禾米谕令长夫苗兵挑回概行烧毁，抵暮收兵。遂将夺获水牛赏给土兵。

从人口上，全境不过二十余万人，能够投入战争的青壮年非常有限。例如前文提到包利、往利与汪龙等人率领的各寨巴尚，一个寨子最多不过出百余人，每个苗王带领的队伍不过一千余人，加上妇女也不过数千人。全境能够征集的人力有三万左右。这个与拥有上亿人口，蒸蒸日上的大清帝国想必无异于以卵击石。如苗王火利的供词中也称：汪龙是先在包别家住的，我们两个各带起各寨打散的苗子，见六甫险要，拒守六甫。见大兵汹勇来打寨子，不敢抵敌，同汪龙带各寨逃散的苗子连夜过江到鸡摆尾去了。由此可知，之前的拉锯战已经把人力资源消耗殆尽，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更要命的是包利等人撤退到清水江南岸的时候并没有组织各寨苗人有效的疏散和躲避，而仅仅把心思寄托在招安上，对战争并无预警，很多无辜的人在毫无准备之下惨遭官兵围剿，死伤极为惨重。

如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围剿雷公山腹地柳拉寨时称：..........分兵发三路前进，于寅刻到寨四周埋伏。天将微亮，信炮一响。都司王之臣督率伏兵环围夹攻，将柳拉大小三寨俱行剿毁，共杀逆苗一百七十四名，斩献首级四十五颗，割取左耳者一百二十九名，被火烧死男妇老幼子女不计其数。长期的军事围剿和颠沛流离的生存环境，使黔东南苗族有非常深厚的危机意识。房子、田产和牲畜不利于战乱环境之下的转移和保护，而价值量大，体积轻便的白银成为财产的浓缩，更方便保存和携带，或许是苗族钟爱白银的原因之一。如今中国境内的苗族生活已经安定，但是在老人恐吓儿童哭闹的时候总是无意的说：“不要再哭了，嘎狄（官兵）来到寨门口了.........”为历史惯性使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