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汪精卫进行“和平运动”的另一项活动，就是进一步与日本谈判实现“和平”的条件。高宗武返抵香港后不久，即因医院，汪与日本方面的联系改由梅思平进行。日本方面的联系人物，主要就是时任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原来当高宗武病后，日本方面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未能获悉有关汪精卫“和平运动”进展的消息，以为是“高的计划已遭挫折”。

梅思平与松本重治的秘密谈判

8月下旬，松本重治到香港访间高宗武，知道了停顿的原因。高向松本介绍说梅思平是周佛海的好友，早已参加“和平运动”了，叫松本直接与梅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至9月初，梅与松本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在高宗武与日本谈判的基础上，两人进一步就日本撤兵、日军驻扎地区，承认“满洲国”和取消抗日宣传与排日教育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谈判。

关于日军撤退问题，松本提出，“和平运动的成功与否，在于撤兵”。为了撤兵，一是蒋介石必须下野，二是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他声称:7年来，日本“一直把“日满合作”这一口号作为国策的象征”。梅思平答复说，这两点值得充分考虑，“东北四省如果“赤化”了，我们也感觉到非常危险”。关于兵的时间，松本提出需要一两年，而且为了“治安”和“防共的必要”，“在华北和蒙疆地区都有保留一部分兵力的必要”。梅思平对此要求表示可以接受，只是对日军在长江三角洲地带驻兵的问题，他表示“绝对反对”。关于所谓“排日”教育问题，梅同意松本提出的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梅思平还将汪精卫“和平运动计划的种种准备”，向松本重治作了详细说明。他表示:“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取得联络。反对停战、兵的人，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年6月24日，日军由安庆西犯，开始进攻武汉。26日攻占马当，突破了武汉保卫战的水上封锁线。7月3日湖口失守，26日，又失九江。与此同时，江北要镇太湖、黄梅宿松等地，也被日军占领，武汉外围战开始。由于武汉形势危急，在武汉的各机关相继撤离。10月初，长江以北日军一路突破大别山，一路从信阳以南的柳林镇切断平汉线，旋即占领武汉北面的军事要地信阳:江南日军则侵入昌、阳新一线，武汉保卫战进入内围作战。

汪精卫于8月初撤退到重庆，主持政务。在武汉抗战的紧急关头，他却于10月11日，在重庆特别接见都国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12日，日军在大湾登陆，16日攻占惠州，武汉战局趋于危急，介石决定弃守武汉。21日，广州失陷汪精卫于是日又对英国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再次声称，中国从未关闭调停之门，“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

汪精卫时为国民党副总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当人们听到汪精卫发表上述谈话时，都十分惊异，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无法理解，作为国民党最高当局负责人的汪精卫，怎么会发表这种惑民众、动摇军心，向敌人乞求“和平”的言论?

发表求和声明

汪精卫在此时发表降日声明，首先是因为他通过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交涉，已经获得了初步协议，以为可以得到日本的支持，因有无恐。同时，他也是在向日本公开声明，表示愿意“出马”，与日本谈判和平。第二，是因为对抗战前途由悲观而至完全绝望，认为广州、武汉的失守表明抗战已彻底失败，日本已经取得胜利。如果日本继续进攻西安重庆，国民政府将无处可迁。关于这一点，在后，在《复华侨某君书》中，更作了真实的自我表。他指责陈嘉先生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言和平就是汉好”的提案，攻击“现在我们抗战一天比一天好”的说法，认为“我们对于抗战的力量，及其可以得到的效果，固然不可估量过低，却也不可估量过高”。

他说，实际上无可讳言，“如今抗战实实在在一天比一天艰难了”如果“抗战到底，必致变成抗战伊于胡了”。在他看来，如其战败，不如接受日本的条件，实现“和平”。即使是屈的和平，当个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儿皇帝，也总比权力地位全部丧失要好。汪精卫还散布说，天下没有不结的战争，战争结束即是和平。中日战争也必然结束的时候，所以“和平”不是不可以谈的。“不得不战则战，可以和则和”。汪精卫以为，凭他的三寸不烂之，信口雌黄地胡说一通，就可以让中国人民放下武器，俯首贴耳，听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了。汪精卫的这种屈辱的和平，奴役的和平，是任何一个育骨气的炎黄子孙绝不能接受的。

此后，汪精卫利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和文章，大肆攻击起抗战来了。他指责敌后游击战，是掠夺民财，导致国家灭亡的原因;焦土抗战是把战区内一切段，虽然可以不使日军得到任何物资，但中国又将何以从事抗酸呢?由此可以看出汪精卫用心之险毒，他企图通过毁对日抗战，以达其挑起民众对抗战不满的目的。汪精卫的降日声明，遭到了全国人民的遗责和声讨。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等联名发表通电指出:“当广州弃守之日，汪精卫对路透社记者公开发表主和言论，举国感”。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应“明令制止，并向国际否认”，弃“主和分子”。就连英国大使卡尔也对精卫向路透社发表和平谈话，“甚为惊异”。

10月28日，第二国民参政会在重庆举行。陈嘉庚针对汪精卫的求和言论，从新加坡打来了一个“电报提案”。提案只有10个字:“官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依照规定，任何提案，都要有20人联合署名，才能交付讨论。但陈嘉这个电报提案一到，不出几分钟，联合署名者就超过20人。当汪精卫依惯例由他向大会明读“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提案时，面色突然变得苍白，在倾听激烈论时，更是神色不安。

汪精卫求和声明的发表，是他与蒋介石关系上的一大转折。它宣告汪蒋“合作”时期的即将结東，也是汪精卫甘心附敌，充当汉卖国，沦为民族叛逆的开始。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梅思平在香港经与松本重治谈判后，又与日本特务机美继续就成立汪记国民政府，实现“停战”、“和平”的条件等题，进行了一系列交涉。10月14日，梅电告在武汉的周佛海，说他准备到汉口后转赴重庆。后来由于武汉形势紧急，香港、汉口航运停飞，梅只得于22日直飞重庆。梅思平往重庆的目的，是向汪精卫报告在香港与日本谈判的基本方案。24日周佛海也由武汉飞抵重庆。

从25日开始，汪精卫在上清寺公连日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对日“和平条件”及脱离重庆另组政府问题。参加会议的除汪精卫，陈壁君外，还有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到30日，汪精卫才作出最后决定:派遣高宗武、梅思平经香港往上海，与日本军部代表就上述题举行谈判，并签订有关协议。事后就连周佛海也很感慨地说:“决疑定计，实非易事”。当晚12时结会议返后，周终夜“辗转不能成寐”。他写道:“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时势如此，能否旋乾转坤，使国家不致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

11月2日，梅思平离重庆，经昆明到了香港。当日本获悉汪精卫的决定后，于11月3日，由近卫发表了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近卫的声明先提出了日本的侵略目标，即要“建设”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所谓“东亚新秩序”。它的范围包括中国和“满洲国”，参加“新秩序”的国家，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以“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和“经济的緒合”。这还只是日本政府提出的实现中日“和平”的基本原则，至于具体内容，则要由日本任意解释和规定。总面言之，日本的真实企图，不仅是要迫使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而且使整个中国，都要成为他独占的殖民地。

近卫声明还提出，“如果国民政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这在形式上似乎是改变了其原来“不以国民政为对手”的声明原则，恢复到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卫声明中的所谓“不予以拒绝”，包含了四个前提第一，“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这就是必须停止联共抗日，实行降目反共政策;第二，所谓“更换人事组织”，就是蒋介石必须下野，必须以汪精卫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持人，第三，所谓“取得新生的成果”，就是不仅承认日本扶植的伪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而且要与他们合并，并只能作为中央政府组成的一个成员，参加中央政府的建立”。第四，所谓“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就是必须接受日本提出的各项灭华条件。

对上面四项前提，蒋介石以及重庆国民政府是不可能接受的。而日本政府的声明也不是针对蒋介石的，它的真正目标是汪精卫，是向注发的表示可以与之“谈判”，支持其另组“国民政府”的招降声明。这些原则，早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的密交中已有了明确的背定。梅思平携回日本的要求后，汪精卫与周佛海等人也是同意了的。近卫的声明，实际上把汪精卫将要建立的“政权”，与临时”和维新”两伪政权一样对待，对此，精卫等人曾大为不满。周佛海说:“以国府与平、京两伤组织相提并论，实可痛也。”近卫声明的发表说明，虽然日本图以武力迫使中国政府服的企图，未能得，但其分裂国民党統治营垒，诱使汪精卫集团降日的活动，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签订“重光堂”协议

梅思平到香港后，根据汪精卫等人在重庆作出的决定，以及早已与日本军部的约定，与高武两人，分别于12月9日和11日，法国和意大利轮船由香港往上海。随同前往的还有周隆庠。梅与高之所以分别离开香港，并不是由于买不到同日去上海的船票，而是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注意，以保守秘密，故意施展的一种诡计。12日夜和13日夜，梅、高相继抵达上海，同等候在那里的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助手伊藤芳男开始会谈。经过两天谈判，14日，双方就主要问题的细节达成协议。

15日，今井武夫携协议内容返东京，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首脑会议报告谈判结果。经讨论，日本于18日由陆军省增派影佐祯昭，参谋本部则仍派遣今井武夫为代表前往上海继续谈判。随行的有西义显、伊藤芳男及犬养健等。20日，影佐、今井与高宗武、梅思平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这次秘密会谈，是在上海日军占领区虹口公园东体育馆路附近一座日本式建筑庭院内进行的。这座庭院原是日本人六三亭立的私人住宅，由于院内种有余株日本樱花，园林景色秀丽，故也称“六三花园”。抗战爆发后，这里成了日本兵营区。年6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曾以此为他的特务机关所在地，并改称“重光堂”。梅、高与日本谈判以及签订的第一个秘密协议，是在此进行的，所以这次谈判及其协议，也称“重光堂会谈”和“重光堂协议”。

“重光堂会谈”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成立汪记伪政权的措施;二是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并签订协议书三是详细安排了汪精卫叛逃的办法。关于成立汪记伪政权问题，双方一致定:(1)当日汪就“和平条件”达成协议，并得到日本政府同意后，汪精卫即率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逃离重庆。经昆明、河内到香港;日本政府公布“和平条件”，汪则发表反蒋声明在国内及南洋华侨中开始“和平运动”;与此相呼应，云南省首先反蒋独立，四川军队也随即响应;为隔断中央军，日本飞机轰炸中国后方。(2)在云南及四用建立“独立”政府，编成新军队当广东和广西的日军实行部分撤退后，再以上述四省为汪精卫建立“新政府”的地区。(3)由“新政府”宣布实行日华提携，并阐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政策聘请日人为军事及其他教官。

关于“和平条件”，《协议》规定:双方签订“防共定”，承认日军在中国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承认“满洲国”允许日人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撇销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实行经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给日本以特别便利，赔偿日本侨民损失;协定以外的日军，待和平实现后，立即开始撤退。

结语

上述条件，实际上都是日本军部早已着手拟订，并在11月30日由御前会议决定的所谓《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的所有内容。关于汪精卫如何逃离重庆的问题，双方草拟了详细的预定行动时刻表。诸如高宗武、梅思平于24日到香港，29日到重庆;12月3日前后双方相互通告同意与否，汪于12月5日前自重庆到昆明。此外，关于近卫发表声明，汪发表声明响应，以及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等，也都作了具体规定。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当他在香港搭乘飞机时，为了躲避检查，将“重光堂协议”及近卫声明草稿，抄录在一块丝绸上，缝在夹衣内。到重庆后，梅当即与周佛海同去汪精卫公馆，向汪报告了上海谈判经过，并一起对协议进行了讨论，直到12时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