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晚年很昏庸？这样说要么标题党，要么是危言耸听。李世民如果像李隆基那样活个70多岁，搞不好晚年真的会很昏庸；只可惜他只有51年的寿命，故而终其一生都是比较上进的，跟昏庸俩字沾不上边。

看了下其他人给李世民列出的“罪证”，大致有四项：推翻魏征墓碑，远征高句丽，劳民伤财修建宫殿，追求长生之道。那咱们就结合史料记载分析下具体是什么情况。

咱们对耿直的魏征自带好感，但他难道就不会犯错吗？

公元年1月，魏征病故，李世民命令九品以上官员都为其送丧，自己则亲手为他书写碑文、让其陪葬昭陵，这种待遇，称得上是极尽哀荣。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李世民就让人推倒了这块碑（“踣所撰碑”，推倒碑，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挖坟）。这就代表着他推翻了自己当初对魏征高度评价，究其原因，与一个人有关：侯君集。

侯君集是陪着李世民打天下的亲信之一。公元年，他率精兵奔袭数千里、灭掉西域的高昌国，颇具名将风范。因此，在公元年初，他也被列为凌烟阁24功臣之一。

但是，当初在打下高昌国后，侯君集本人及手下将士都曾大肆掠夺财宝，有关部门一纸弹劾，让他们的战功都打了水漂；此外，当时侯君集在朝廷里的职务是吏部尚书，而他认为自己有资格当宰相，却多次遭到李世民的拒绝。

两件事累加在一起，让这位名将心怀怨气。公元年，他与太子李承乾勾结、意图发起宫廷政变，但被李世民识破，随后落得了身首异处的下场。

实际上，朝廷里早有人预测侯君集会出大问题。

其一是宗室名将李道宗。他曾提醒李世民：“侯君集志大才疏，自认为有些功劳，竟以位居宰相房玄龄、李靖之下为耻；如今他虽身为吏部尚书，但仍不知满足。据我判断，他一定会叛乱。”当时的李世民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侯君集的资质距离宰相之位还差得远，应当有自知之明；

其二是名将李靖。当初李世民让侯君集跟随李靖学习兵法，但不久后这师徒二人就起了矛盾、纷纷指责对方意图谋反。侯君集的理由是这样：“李靖教我兵法时，只教些粗浅的内容，对于精华部分则避而不谈，可见他是想谋反。”

李世民把这话告诉了李靖，对方却认为：“侯君集想要谋反才是，如今中原已经平定，我所教的兵法，足以制服周边四夷；如今他却执意想学尽我的谋略，除了想谋反，我实在想不出其他合理的理由”。

事实证明了李道宗、李靖的先见之明。但魏征对侯君集的评价，则与此完全相反。

当初，魏征曾经向李世民大力推荐杜正伦、侯君集两人，称他们有宰相之才。尤其是侯君集，魏征认为不仅应该任命其为仆射（宰相），而且还要将禁兵的指挥权悉数交给他：“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李世民认为侯君集喜欢自我夸耀，没有接受这一建议。

后来，杜正伦因泄露国家机密被贬职，而侯君集则因参与谋反被处死。李世民对魏征当初的建议越想越不对劲：“按理说以魏征的为人和眼光，不应该犯这种原则性的错误啊？那只有一种可能，他这是在拉帮结派、结党营私！”

（话说回来，如果真的让侯君集掌握禁军，那极有可能将会再度上演一次“玄武门事变”。）

结党，是封建时代所有帝王最忌讳的行为；甚至在如今的企业，任何领导也都极度反感下属这一举动。再加上有人此时上书告状声称，当初魏徵经常把自己递交的谏书拿给起居郎褚遂良看。起居郎，任务是记载皇帝言行、为今后编写史书提供素材；魏征这一举动若属实，无疑是想以犯颜直谏为自己博取好名声。这让李世民越发愤怒，于是下令停止公主与魏征之子的婚约，并让人推倒了自己当初为其所写的墓碑。

不过到了公元年，在远征高句丽后回师的路上，李世民又想起了当初魏征的好，不禁心生悔意，又把那个碑立了起来。

这就说到李世民晚年的另一项举动：亲征高句丽。但他为这一行动感到后悔，并不意味着这是错的。

高句丽不是后来的高丽，而是从西汉一直到隋唐时期存在于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数时期都向中原称臣。

在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强势崛起，既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又兼具中原汉人的技术和文明：

据史书称，高句丽人擅长骑射，而且作风彪悍，他们每年都举行全国性的校猎活动（可以理解为阅兵），甚至连执政官“大对卢”的产生，都是通过比较武力高下来决定。这种尚武风格，跟突厥、匈奴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在另一方面，高句丽也具有中原政权的特征。他们的耕织、冶炼技术都来自中原，依山建城定居；文化水平高，《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广为流传；法制完善，“用法严峻，少有犯者，乃至路不拾遗”，跟当初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有些相似。

这样的政权，比后世的辽国、后金更具威胁，也由此被中原王朝统治者视为眼中钉。早在隋朝前期，高句丽就因扰乱中原的朝贡秩序被隋文帝发兵攻击，但受制于后勤、天气问题，还未交战隋军就损失严重；到了隋炀帝在位期间，隋王朝三次远征高句丽，但由于战略战术不当，不仅没给对方造成致命打击，反而间接成了压垮隋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唐朝建立后，高句丽虽派使者称臣，但屡屡阳奉阴违。到了公元年，高句丽、百济联手攻打新罗，并阻断后者的朝贡中原之路。李世民亲派使者前去警戒，但竟被对方拒绝。

这无疑是对唐朝威严、利益的现实挑衅。公元年，李世民帅军十余万远征高句丽。虽然夺取了十座城池、纳降七万、斩首四万，但最终因后勤问题不得不退兵，没有实现当初的战略目标。兴师动众却未能成功，打破了李世民年轻时战无不胜的记录，因此他心生悔意：“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但即使如此，接下来的唐王朝也没改变对高句丽的政策，终李世民余生，大唐都对这一敌人保持不间断打压；到了公元年高宗李治在位期间，名将李世勣攻下平壤，隋唐两朝持续数十年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来自东北地区的潜在威胁被中原铲除。相比较后世的宋、明，唐王朝灭敌于萌芽之中的战略何其英明。

至于指责李世民大兴土木，也许是指他在年修建翠微宫。但真实情况是这样：李世民患有家族遗传的“风疾”（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类似于今天的中风)，而且他天生怕热，年纪大了尤其严重，每逢夏天都要离开长安避暑。为此，他命人修整终南山上原本被废弃的太和宫，命名为“翠微宫”，作为自己的避暑地。

封建时代至高无上的帝王干这项工程，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劳民伤财、昏庸无道”吧。

至于李世民食用丹药，一是为了治病，二是为了延年益寿。在我们如今看来也许挺好笑，但考虑到古代的医疗技术与认知局限，这不能被视为昏庸的标志。真要这么说，当初秦始皇派徐福寻求长生不老之道岂不昏庸透顶？

在绝对的权力面前，要求一个人保持自控力是极其不易的。而在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在理论上而言，帝王拥有对天下所有人和资源的完全支配权，这就是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昏君、暴君层出不穷的体制性原因。

相比较之下，拥有至高无上的生杀予夺大权，却能压制人性本能的驱使，既有为、又有所不为，则显得尤为难得，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们称赞这些优秀帝王，不代表我们拥护封建制度；在一定的时代局限下，凡是能保家卫国、维持秩序、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家，都应受到肯定。